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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陜甘寧邊區建設

添加時間:2018-09-21 10:43 來源:未知 瀏覽次數:

指導陜甘寧邊區建設
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據地的政治指導中心、抗戰大本營和戰略總后方。黨中央、毛澤東對陜甘寧邊區一直寄予厚望。毛澤東說:“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現在全國要辦新民主主義,有沒有一個樣子呢?我講已經有了,陜甘寧邊區就是模范。” <腾讯分分彩>
 
陜甘寧邊區的前身是陜甘寧蘇區。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表示愿將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并提出把陜甘寧邊區創造為全國抗日民主模范區的任務。隨著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毛澤東就把陜甘寧邊區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1940年3月初,他在邊區黨政聯席會上明確提出:“陜甘寧邊區的方向就是全國新民主主義的方向。”謝覺哉曾在日記中寫道:“毛主席粗枝大葉的新民主主義論,在邊區就是要把它細針密縷起來。”“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邊區,要求在邊區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毛澤東對邊區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一步研究制定了邊區的各項施政方針。1941年5月1日,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發布了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這個綱領的大部分重要內容是毛澤東審閱初稿時重新改寫并定稿的,代表了抗戰時期他對抗日根據地建設的政策思想。“五一施政綱領”共21條,更加全面鮮明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基本路線和邊區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舉凡軍事政策、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政策、“三三制”原則、人權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政政策、農業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文化政策、衛生政策、婦女政策、民族政策、華僑政策、游民政策、俘虜政策、對待外國人政策等,都一一作了明確規定,為邊區人民勾畫出一個美好藍圖,并對敵后所有解放區建設也有很大幫助。
 
邊區參議會是邊區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體現。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在1939年、1941年、1944年和1946年召開了三屆共四次會議。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不像由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參政會和國民黨統治區的省市參議會那樣,由一個黨選定的單純咨詢機關,而是經人民普選產生的,包括各黨派、各階級在內的邊區全體人民的代表機關和邊區最高權力機關。朱德評價說:“在中國,由議會選舉政府,決定施政方針,邊區是第一個。”邊區的參議會制,實際上是后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形,保證了邊區各抗日階級、階層人民實現自己的民主權利。陜甘寧邊區的民主選舉,在黨中央的指導下,于1939年、1941年和1946年舉行過三次。凡居住邊區年滿18歲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實際投票中,群眾創造了投豆豆、畫圈圈、燃香在選票上燒眼眼等辦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培養“咱們大家來當家”的民主意識。“三三制”(即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共產黨員、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是邊區政權建設的一項重要原則。根據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和邊區政府負責人全部是中共黨員的狀況,1940年3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正式提出“三三制”原則,并在陜甘寧邊區部分區縣首先試行。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選出的9名常駐議員中有3名共產黨員,邊區政府18名委員中,有共產黨員7名,略超過1/3,共產黨員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毛澤東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力。”“三三制”的實行,使邊區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正當陜甘寧邊區的工作有條不紊地向前發展時,邊區遇到的困難也愈來愈明顯,主要反映在財政經濟問題上。1941年3月,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后,黨中央和毛澤東用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研究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的方針和具體辦法,并把解決財政經濟問題看作是“學習治國”。最初,黨內對如何解決財政經濟問題存在著不同意見。任弼時、朱德和高崗等人主張采取積極的發展方針,具體辦法主要是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發展生產的資金主要依靠軍隊組織人民運鹽和增發貨幣。而林伯渠、謝覺哉擔心這些做法會加重人民負擔,因此主張把解決困難的基點放在節約和拖欠黨政軍的經費上,不贊成增發邊幣,鹽的產運銷在政府管理下實行自由貿易。毛澤東寫信給謝覺哉說:“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但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他還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躍了,都好辦了。”為了統一黨內的思想,政治局委托毛澤東找林伯渠、謝覺哉、任弼時、朱德等談話,溝通意見,解決分歧。為了說服林、謝這兩位黨內德高望重的長者,毛澤東多次登門拜訪,常常談至深夜。對他們提出的問題,都要核實情況,做出答復,并坦率地講出自己的意見,基本上統一了幾個月來黨內對如何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存在的不同認識,邊區經濟建設工作走上了正確的道路。1942年12月,毛澤東為西北局高干會提供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對邊區經濟工作的經驗作了基本(的)總結,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和發展經濟的一系列方針和辦法。這篇報告同他后來起草的《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領導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經濟工作的基本綱領。賀龍說,這是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邊區的具體運用,是活的馬列主義經濟學。
 
糧食問題,是邊區經濟工作最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曾是引起黨與群眾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最初,邊區各部門的用糧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征糧;另一個是靠邊區政府撥款采購。1940年外援斷絕后,只能全部依靠征糧,1941年3月,部分地區就出現了斷糧現象。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經過再三研究,決定1941年征糧20萬擔,比前一年9萬擔增加了一倍多。群眾深感負擔過重,普遍出現了不滿情緒。1941年6月3日,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天下暴雨,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被雷電擊死。事后,一個農民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說:“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延安人民對我們是“敬鬼神而遠之”,“他們覺得共產黨雖然很好,他們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他們就要躲避一點。”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黨中央抓了兩件事。一是號召積極開展以農業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二是實行精兵簡政。正如胡喬木所說:“這是一個轉機。陜北人民感到毛主席與人民是聯系在一起的。”黨中央住在陜甘寧邊區,不是像住在旅館里,的確同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聯系。在1947年國民黨進攻邊區時,這種聯系是毛澤東決定留在陜北的一個重要因素。沒有老百姓的支持,轉戰陜北是難以想象的。 <腾讯分分彩>
 
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建設成了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就是新中國面向世界的形象。 
召開七大,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組織基礎

1.準備奪取抗戰勝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轉折的時期,黨領導的敵后解放區戰場經過長期的艱苦奮戰,從1943年開始逐步扭轉困難局面,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是年夏,人民武裝力量已經基本打通了從華北到華中的戰略聯系,使根據地連成一片。與此同時,日軍日陷被動,到1943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被迫基本停止了向抗日根據地的進攻,敵后戰場形勢出現了轉折。根據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戰形勢發展變化的情況,黨深入地思考和提出了準備奪取抗戰勝利的問題。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擔負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的重大責任,就要做好兩個方面的準備:一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二是準備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義,并且學習管理工商業。他說:“沒有這種準備,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國。”1944年4月中旬,日軍開始實行歷時8個月的“一號作戰”計劃,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河南、湖南、廣西等大片國土淪喪,當地民眾迫切期待有人領導他們起來反抗侵略者。黨中央當機立斷,一方面在華北、華中、華南各個解放區以集中適當兵力作戰與分散的群眾性游擊戰爭相結合、軍事攻勢與政治攻勢相結合,對日、偽軍普遍發起局部反攻;另一方面,決定開辟河南、控制中原,發展蘇浙皖與浙江沿海,進軍湘、贛,用毛澤東的話說,“蔣介石丟到哪里,我們就到哪里”。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邊是正面戰場出現了震動中外的豫湘桂大潰退,一邊是敵后戰場進入大規模的反攻作戰。<腾讯分分彩>

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八路軍、新四軍共作戰2萬多次,殲滅日、偽軍近20萬人,攻克縣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萬。到1945年春,八路軍、新四軍也發展到91萬人,民兵有220萬人,19塊根據地的人口已經接近1億,中國共產黨成為誰也無法忽視的力量??鉤鞘泄ぷ魘侵泄拐椒⒄溝?944年客觀形勢提出的要求。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包圍了日本侵略者所占領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卻在這里難覓其蹤。在這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面前,毛澤東認為,再不提出這個任務,“我們在抗戰中將犯大錯誤”。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明確要求:“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獲顯著成績,準備配合世界大事變”,并決定成立以彭真為主任的城市工作委員會,進行這方面的準備工作。
 
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必須很好地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1944年5月,國共兩黨再次進行談判,但舉步維艱。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的大潰退,集中暴露了國民黨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嚴重問題。民怨沸騰,輿論激昂,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政府。9月15日,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召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這個主張立刻在廣大民眾中產生巨大反響,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然而,蔣介石卻認為:“組織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拒絕接受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越來越多的人從這件事情中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這不僅影響抗戰最后階段的國內政治形勢,而且延伸到戰后,在相當程度上埋下了國民黨失敗的種子。 
 
到1944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也令人振奮。毛澤東估計: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實現,我們惟一的任務就是配合同盟國打倒日本侵略者。他強調:“一九四五年應該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更大發展的一年。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解放區能夠救中國,我們也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為加強解放區抗日工作而奮斗,為組織淪陷區人民而奮斗,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奮斗,為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奮斗。”1945年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就在這個歷史時刻,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 <腾讯分分彩>

2.七大的籌備和六屆七中全會
從六大到七大,時間相距達17年。其實,召開七大的動議很早,準備工作也進行過幾次。早在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就提出要召開七大,把總結蘇維埃運動經驗,通過黨綱等作為主要任務。第二次提出召開七大是抗戰開始以后。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近期召開七大,初步規定了七大的主要議事日程,并宣布成立一個由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的七大準備委員會。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召開七大的問題,要求“立刻進行具體準備”。但事實上,這個委員會并未工作。第三次是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提出黨的七大“在不久的將來”召開,中心任務是討論堅持抗戰,爭取和保證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嵋榛茍源礱罘峙?、選舉辦法作了明確的規定。1939年6月和7月,中央書記處兩次發出如何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選出代表待命。但從這時起,國民黨頑固派相繼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七大籌備工作受到影響。再一次研究召開七大,是1941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嵋槌醪揭槎ㄎ逡豢?,決定七大議程只要政治(毛澤東)、軍事(朱德)、組織(周恩來)三個大報告,并相應作三個決議?;嵋榛股蟛榱舜砬榭?,確定了大會秘書處等會議機構。這是準備工作討論的較為具體的一次,也有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決定延期召開。后因部署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和其他工作而未能舉行。又一次討論召開七大,是在1942年7月17日的書記處會議上。書記處會議向政治局提議在8至9個月內召開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據地的一些負責人來延安參加七大。但是,隨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號召高級干部學習黨史,七大再次延期。整風進入總結階段后,1944年5月10日的書記處會議決定,立即著手各方面的準備,在8月內召開大會;會議還確定了大會各報告的準備委員會,決定在七大前召開六屆七中全會,并于5月20日左右召開首次會議。這樣召開七大就實實在在地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開始舉行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毛澤東提出七中全會的任務,第一是準備七大,第二是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全會討論了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通過了七大的議事日程和報告負責人,決定政治報告由毛澤東起草、主席團和全會討論,其他如修改黨章報告、軍事報告、統一戰線工作報告、黨的歷史問題報告等,分別成立委員會起草,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負責。全會后期,討論通過了準備提交七大的政治報告、軍事報告和黨章草案、七大主席團名單草案、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和會場規則草案等。全會還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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