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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曉東:紅軍長征勝利的原因和偉大歷史意義

添加時間:2018-04-02 19:13 來源:未知 瀏覽次數: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壯烈、最驚心動魄、最富有神奇色彩的一頁。長征,是獨一無二的,是無與倫比的,它是中國工農紅軍所創造的一部氣吞山河的英雄史詩!
  1936 年10 月,抗日戰爭的烽火即將在全國燃燒之時,三大主力紅軍在西北勝利會師, 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時刻。長征的勝利,是在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的。它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頑強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我們來探討紅軍長征勝利的原因和偉大歷史意義。
一、紅軍長征勝利的原因
  紅軍長征勝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里主要闡述三個方面,即紅軍具有不怕犧牲的精神;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存在。
(一)紅軍長征勝利原因之一:紅軍具有不怕犧牲的精神
  1934 年 4 月廣昌失守后,中央書記處決定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地。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組織兩支部隊北上和西進。北上的部隊是紅七軍團;西進的部隊是紅六軍團。7 月,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領導的紅七軍團,改稱“北上抗日先遣隊”,經福建北上到閩浙皖贛邊區,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組成“紅十軍團”,共1萬余人。然而,這支部隊由于兵力過小,未能牽動敵人。1935 年 1 月底,紅十軍團將士大多壯烈犧牲。尋淮洲犧牲后被敵割首級。軍團長劉疇西、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被俘,8 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義。膾炙人口的《可愛的中國》《清貧》等文章就是方志敏在獄中寫的。
  紅軍長征途中犧牲人數最多的是湘江戰役。1934 年10 月 10 日晚,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從 17 日開始,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 8.6 萬余人,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準備轉移到湖南西部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部隊基本上沿著西進的部隊紅六軍團走過的行軍路線行動。國民黨當局察覺后,在贛南、湘粵邊、湘東南、湘桂邊構筑四道封鎖線,安排重兵進行堵截和尾追。在紅軍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挺進到廣西湘江地域時,蔣介石已調集25 個師數十萬大軍,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圖消滅紅軍于湘江之側。
11月27日,紅軍先頭部隊順利渡過湘江,控制了渡河點。但因紅軍隊伍攜帶輜重過多,致使行動遲緩,雖拼死突破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極大的犧牲。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多人銳減至3萬余人。三軍團兩個團的指揮員及擔任后衛的五軍團三十四師大部分壯烈犧牲。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腹部中彈被俘后毅然掏腸就義。為悼念湘江戰役中英勇犧牲的紅軍將士,當地老百姓誓言:“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爬雪山過草地,是紅軍長征途中最為艱難的路程。據不完全統計,爬雪山過草地途中,紅軍犧牲的人數約萬人左右。
  1936年10 月,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之際,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奪取寧夏。10 月底,胡宗南部隔斷了河東紅軍主力和河西部隊的聯系,紅軍奪取寧夏的計劃被迫中止。不久,河西部隊奉命改稱“西路軍”,擬打通國際路線,獲得蘇聯的軍援物資。孤懸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在無根據地作依托,又無兵員、物資補充的情況下,艱苦作戰,雖斃傷俘敵約2.5 萬余人,但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兵敗祁連山。紅五軍軍長董振堂壯烈犧牲,頭顱被馬家軍砍下懸掛高臺示眾。據不完全統計,2.18 萬人組成的西路軍,“戰死者約7000余人,被俘后遭殘酷殺害者約5600人,被營救返回延安者約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約4500人。” 到達目的地星星峽(甘肅、新疆交界處)幸存者僅437人。
  可以說,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一曲響徹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義凱歌。長征中紅軍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正是紅軍取得長征勝利的動力之一。
 
  (二)紅軍長征勝利原因之二: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長征開始后,迭次失利。為此,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逐漸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多次在作戰的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這種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到湘江戰役之后達到頂點。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 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后在軍事上應該采取的方針。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多數與會同志相繼發言,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綱和意見。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此后,鑒于作戰情況瞬息萬變,指揮需要集中,3 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小組”代替舊的“三人團”。在戰爭環境中,這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而這些成果,又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三)紅軍長征勝利原因之三: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存在
陜甘邊、陜北兩個地區的黨組織在三十年代前期,先后發動了武裝革命,創立了根據地的斗爭。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雙方逐漸互相聯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劉志丹、謝子長領導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達到了完全統一。謝子長負傷去世后,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兩軍在劉志丹統一指揮下,粉碎了第二次反革命圍剿,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定、安塞、靖邊、保安六座縣城,把兩個蘇區聯成一片,創造了大片革命根據地,成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再次強調了陜甘革命根據地存在的重要作用,他說:“過去有的同志很急躁, 希望革命明天就勝利。但是可惜沒有勝利 ,一拖拖了十年 。有了30萬黨員、 幾十萬軍隊 ,頭大了 ,急躁起來了, 結果只剩了一個陜北 。有人說, 陜北這地方不好, 地瘠民貧。 但是我說,沒有陜北那就不得下地 ,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 , 一個出發點。”
 
 
 二、紅軍長征勝利的偉大歷史意義
  在講到紅軍長征勝利的意義時,毛澤東曾總結道:“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 那么,紅軍長征勝利的偉大歷史意義還有哪些呢?
  (一)挽救了陜北的黨,挽救了陜北革命
1935 年 9 月 15 日,紅二十五軍到達陜西省延川縣永平鎮(今永坪),成為紅軍長征中先期到達陜北的第一支隊伍。紅二十五軍到達陜北后,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3人組成了中央代表團。9 月 17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紅二十五軍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軍委在永坪鎮紅軍干部學校教室召開聯席會議?;嵋楦淖榱肆斕薊?、由中央代表團全面負責陜北和陜甘邊根據地黨、政、軍和保衛局的領導工作,分別成立陜甘晉省委、西北軍委和西北保衛局,都歸由中央代表團直接統一領導。”朱理治為陜甘晉省委書記,郭洪濤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聶洪鈞為西北軍委主席。同時決定將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各編成一個師,組成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治委員,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全軍團共 7000 余人。
  永坪聯席會議后,“左”傾教條主義的執行者在陜甘根據地實行錯誤肅反,先后逮捕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領導干部。習仲勛(時任陜甘邊工農民主政府主席)回憶:“紅二十六軍營以上的主要干部,陜甘邊縣以上的主要干部,幾乎無一幸免。白匪軍乘機大舉進攻,邊區日益縮小。” 陜北,這個碩果僅存的蘇區陷入危急關頭。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和黨中央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吳起鎮。陜甘邊特委龔逢春向毛澤東匯報了陜甘邊區和陜北蘇區的情況及紅軍的現狀,還匯報了當時陜北肅反的情況和劉志丹被捕的問題。毛澤東非常關心陜北的肅反問題,當即派李維漢、賈拓夫攜帶電臺,作為先遣隊去尋找陜北紅軍和劉志丹。李維漢回憶:“我們在甘泉下寺灣遇到了郭洪濤,得知陜北蘇區正在對紅二十六軍和原陜甘邊黨組織進行肅反,劉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當即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等同志。黨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
  11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組成在博古(秦邦憲)指導下審查錯誤肅反的五人“黨務委員會”,其成員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紅軍保衛局長)、張云逸(代表軍委)、李維漢(中央組織部部長)、郭洪濤(陜甘晉省委副書記)。并于11月底召開平反會?;嶸?,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宣布:劉志丹等同志是無罪的,黨中央決定立即釋放,并且分配工作。同時,宣布了黨中央對戴季英、聶洪鈞的處分決定。
  在蘇區陷入十分危急的關頭,黨中央毛澤東“挽救了陜北的黨,挽救了陜北革命。”
 
  (二)粉碎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謬論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從建黨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旗幟鮮明地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自己崇高的理想和奮斗目標。為了這個目標,成千上萬的革命志士開始了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1928 年夏黨的六大以后,至1930 年夏,全國已建立大小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約7 萬人,連同地方革命武裝共約10 萬人。1931 年11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澤東任人民委員會主席。
  然而,蔣介石統治下的南京國民政府不允許與此對抗的蘇維埃政府存在。1930 年10 月,歷時近半年的中原大戰和湘粵桂邊戰爭結束后,蔣介石立即調集重兵,任命14 個“剿匪”督辦,向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進行了三次勝利反“圍剿”。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介石采取不抵抗主義,繼續“圍剿”紅軍。他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 他所謂的安內,主要是指繼續“圍剿”工農紅軍、鎮壓抗日愛國力量和排除內部異己力量。他所謂的攘外,在此時其實不過是謀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協。他認為“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先清內匪再言抗日”。為此,1932年6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鄂、豫、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正式拋出“攘外必先安內”為國民黨處理對內對外關系的基本國策,其實質就是內戰的方針。
  蔣介石集團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 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和社會輿論的譴責。1933 年4 月 12 日,天津《益世報》發表評論,批評蔣介石“清共以前,絕對不言抗日”的政策,指出“先清內,后對外”,其結果是中國人自相屠殺,“外敵獲取漁人之利”。胡適主持的政治性周刊《獨立評論》,也在 1 月 15 日發表丁文江的題為《假如我是蔣介石》的文章,批評不抵抗政策使中國變成“一大塊肥肉”,讓日本從從容容地“一刀一刀的割去”;日本的“全亞洲主義越實現的快”。文章建議蔣介石“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
  蔣介石的謬論拋出后,國民黨軍對紅軍又進行了第四、第五次“圍剿”,迫使紅軍長征,極大地削弱了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
  1936年西安事變的爆發和和平解決,終于宣告其“攘外必先安內”謬論的徹底破產。
 
 
  (三)播撒了革命的火種,奠定了中國革命步步走向勝利的基礎
  1935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途經甘肅、陜西兩省分水嶺,毛澤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 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陜西省了,“那里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 這個根據地、這個家,指的就是——陜甘革命根據地。
  中央紅軍到達陜甘革命根據地后的第二年,即 1936 年10 月,三大主力紅軍終于克服重重困難,在西北勝利會師,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時刻。長征,紅軍在經歷了無數千難萬險和自我犧牲之后,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骨干,沿途播撒了革命的火種,它猶如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正如毛澤東總結所說:“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
  從 1934 年下半年到 1937 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紅軍主力相繼戰略轉移后,留在長江南北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項英、陳毅等同志領導下,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游擊戰爭。他們不僅鉗制了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在戰略上配合了紅軍主力的長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種子,使這些根據地后來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南方的戰略支點。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作《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滿懷激情地說:“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回頭展望中國共產黨、展望紅軍走過的歷程,紅軍長征落腳陜甘革命根據地以來,中國革命一步步走向勝利,走向輝煌??梢運?,紅軍長征勝利的偉大歷史意義,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播撒了革命的火種,奠定了中國革命步步走向勝利的堅實基礎。
{ganrao}